中国特色现代会计理论系列研究
—公司治理理论创新研究
公司治理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支柱，也是防范化解资本领域风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在建设金融强国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公司治理正从“合规与控制”走向“价值创造与风险韧性”。数字化转型、注册制改革、“双碳”目标以及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等多重变革叠加，使传统以股权结构与董事会构成为主的治理视角难以回应新的现实问题：在信息极度丰富甚至噪音充斥的环境中，市场如何识别真实风险与真实价值？在复杂金融工具、绿色转型与技术创新不断涌现的背景下，会计如何准确计量并避免激励扭曲？当控股股东、高管团队、机构投资者、供应链伙伴与审计师共同参与治理时，如何通过合约与信息机制引导激励从短期套利走向长期创造？而在贸易摩擦、政策不确定与气候冲击成为常态的时代，治理体系又如何提升韧性？
围绕这些问题，学院立足会计与审计在信息生产、风险计量与合约约束中的独特角色，将“会计信息赋能治理效率”作为核心主线，构建起“识别—计量—激励—韧性”四个相互嵌套的分析维度。在有组织科研框架下，学院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等国家级项目（中国特色管制会计的概念框架、核算基础与定价成本管控研究；工业用地出让制度下的政企关系重构与公司财务治理效应研究；“数据资产入表”新规执行质量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机制与对策研究；会计师事务所激励机制对审计师离职行为的影响研究），紧扣注册制改革、公司债券审核、数字政府建设、绿色治理、地方隐性债务与金融开放等关键场景，以资本市场微观数据为基础，系统推动中国特色公司治理理论创新，并为监管政策、市场实践与企业决策提供经验证据与理论支撑。
一、信息机制与资本市场治理摩擦
在“识别”维度，核心问题不是“有没有信息”，而是“现有信息能否穿透噪音、被正确解读并形成可信定价”。在注册制和强披露制度下，资本市场表面上处于“信息过剩”状态：招股说明书、反馈意见函、媒体报道与投资者互动平台共同构成了庞杂的信息生态，但如果缺乏有效识别与验证机制，市场仍可能被形式上充分的披露与叙事所误导。
围绕这一命题，学院首先聚焦债券市场的审核问询与中介专业度机制。基于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审核反馈意见函的文本分析可以看到，当审计师具备更强的行业专长时，项目收到的问询强度和负面语调显著下降，被要求追加核查的概率亦明显降低，显示监管部门在利用“专业声誉”作为风险识别的重要先验信号（李鑫、佟岩，2025《会计研究》）。在公司债发行过程中，监管问询并非“程序性动作”，而是通过“问询—回复—定价”的链条嵌入违约筛选：问询所释放的信息质量和风险信号会显著抬高发行利差、增加发行失败概率，形成“识别—约束—定价”的闭环（佟岩、李鑫，2024《管理世界》）。当承销商在既往项目中出现声誉受损时，其后续项目也会遭遇更高的审核压力和发行利差，说明中介声誉被纳入动态风险识别机制之中（李鑫等，2024《金融研究》）。
在股票市场的注册制环境下，信息披露与审核机制同样是定价效率的基础。一方面，在科创板和创业板样本中，招股说明书中风险信息披露越充分、越突出企业的特质性风险，IPO 破发概率反而越低，表明市场能够区分“模板化风险段落”与“具有信息含量的风险揭示”，充分披露风险有助于形成更合理的发行定价（何熙琼等，2023《南开管理评论》）。另一方面，IPO 询价中对最高报价的机械性剔除会削弱信息聚合功能，放宽排除比例能够降低不必要的抑价，反映出制度设计需要在“防操纵”与“用好信息”之间寻找平衡（Wu 等，2025《JFM》）。此外，企业在创业板 IPO 阶段通过操控销售增长营造高成长表象，虽可在发行价格与首日收益率上获益，却显著损害上市后的长期经营与股价表现，揭示了注册制语境下“粉饰成长”的代价（Hu 等，2024《JBFA》）。
识别机制不仅存在于单个上市公司层面，也深度嵌入制度与环境之中。数字政府通过简政放权、流程再造与信息公开，降低企业跨地区投资的制度摩擦，明显提升外地上市公司在本地区设立子公司的意愿，说明良好的制度环境本身就是一种“信号过滤器”，帮助资本识别高质量区域机会（易阳等，2025《会计研究》）。微观会计信息在汇总后亦能服务宏观风险识别：以省级为单位汇总上市公司资产减值损失，可以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进行有效预测，为防范地方债务风险提供前瞻性会计视角（罗宏等，2023《管理世界》）；以行业或地区维度汇总企业现金持有变动，则能对银行业系统性风险进行预警，显示实体部门财务行为与金融体系稳定性之间存在可计量的联动（罗宏等，2025《中国工业经济》）。此外，儒家文化氛围通过提升公众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期待，促使企业提高环境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尤其在气候风险更高的地区，这一文化约束更为显著（Li、Yao，2025《JBE》）。
因此，可以看到“中国公司治理的识别机制”并非仅由信息披露规则单独决定，而是由监管问询、中介专业度、数字政府与文化环境共同构成的“风险—价值过滤系统”，其核心在于通过信息穿透与噪音过滤，为资本配置和政策决策提供更可靠的基础。
二、会计规则、披露策略与治理激励错配
在“计量”维度，公司治理面临的核心挑战是：会计规则的“计入范围、计量方法、披露程度”如何影响治理激励与市场反应？在新技术、新制度背景下，会计计量如何平衡“经济实质反映”与“策略性空间”，避免激励错配？会计规则决定哪些事项进入报表、以何种方式确认和计量，进而影响管理者的决策边界、投资者的风险认知和债权人、监管者的约束方式。若计量规则无法精准反映企业治理质量与风险水平，可能诱发企业策略性行为，导致治理激励偏离长期价值创造。
在传统会计对象上，权益法投资收益与资产减值提供了典型场景。一方面，参股企业现金分红能否到账，决定了权益法下投资收益的“可实现性”，研究发现，参股企业现金股利分配水平越高，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越低，说明资本市场在意的不只是账面收益，更关注收益能否真正转化为现金流（程小可等，2024《会计研究》）。另一方面，将企业资产减值在省级层面汇总，可以构建对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具有前瞻性预测能力的指标，体现了传统会计项目在结构化后能够服务宏观风险治理（罗宏等，2023《管理世界》）。在债务契约领域，当贷款合同包含更多严格、易触发的约束条款时，企业往往在公开披露中隐匿部分细节以避免引发外部恐慌和信用收缩，这表明会计披露与契约环境之间存在策略互动，信息并非被动呈现（Li 等，2024《TAR》）。
在新型计量对象方面，绿色治理与信用风险模型提供了两个前沿例证。内部碳定价通过设定内部碳价，将碳排放成本内化到项目决策和预算考核之中，有助于在外部碳市场尚不完善的环境下实现减排约束。证据表明，采用内部碳定价的企业碳排放强度显著下降，且在缺乏外部碳交易机制时，内部碳定价的减排效果更为突出，而在外部碳市场已经发挥作用的情境下，两者呈一定替代关系（蒋琰等，2024《会计研究》）。在环境监管强化的背景下，国有企业在环保法修订后显著加大绿色投资力度，尤其在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和与地方社区联系更紧密的企业中，“国企身份 × 环境监管”的交互效应更为明显，体现了所有权结构与环境计量之间的内生联动（Chemmanur 等，2025《JBE》）。在银行信用风险计量中，预期信用损失模型（CECL）的采纳改变了拨备的时间结构：疫情暴露越严重的地区，银行越不愿在高度不确定时点采纳新模型，而已采纳 CECL 的银行在疫情初期计提更多拨备、后期则出现拨备回冲，说明前瞻性计量既带来保守性，也孕含未来业绩“反弹空间”（Aaron 等，2025《CAR》）。
计量规则还通过激励路径影响企业行为。面对同行技术竞争压力，企业一方面需要加大研发投入以提升技术优势，另一方面又承受融资约束和经营风险的上升。在税收制度留有筹划空间的前提下，有些企业通过加强避税活动获取“内部资金”，再将其投入研发，形成“技术竞争—税负筹划—创新投入”的链条（马永强、陈伟忠，2025《会计研究》）。控股股东的金融属性则利用金融资产计量与分类的弹性，提高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比重，使企业偏向持有保值性金融资产，在部分情境下加剧“脱实向虚”（石翔燕等，2023《会计研究》）。信用违约互换（CDS）的引入改变了债权人对信用风险的计量和管理方式，企业预期到未来债务重组难度和破产风险的调整，会通过降低成本粘性、特别是在人力成本上更为迅速地做出调整，以增强流动性缓冲（Dai 等，2023《JCF》）。
综观这些证据，会计计量并非“技术性的中性记录”，而是一种具有行为后果的治理规则。合理的计量与披露可以使风险和价值更真实地呈现，为治理激励提供正确的“标尺”；反之，不当的计量空间会被策略性利用，放大短视行为和资源错配。
三、治理主体、合约安排与行为扭曲
在“激励”维度，关注重心从数字与规则转向“人”和“合约”：控股股东、高管团队、机构投资者、中小股东、供应链伙伴和审计师如何在各自约束与激励下做出决策，以及会计与审计如何嵌入这些激励结构，引导从短期套利向长期创造转型。治理激励的本质是利益分配与行为引导的平衡，若缺乏有效的合约设计与外部约束，控股股东、管理层等主体可能出于私利偏离治理目标，损害企业长期价值。
在股权结构与控股股东治理方面，中国特有的股权质押实践和金融属性控股股东提供了典型场景。研究显示，“股权质押新规”实施后，通过降低两权分离度、提高质押成本，显著抑制了控股股东的盈余管理与资金侵占行为，并降低了公司股价崩盘风险，说明监管对质押行为的严格约束可以重塑控股股东的边际激励，强化外部约束（何熙琼等，2023《会计研究》）。当控股股东具备金融属性时，其对金融资产的偏好会显著抬升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尤其在实体融资渠道受限或金融监管较弱的地区，过度金融化可能导致实体投资挤出和资源错配（石翔燕等，2023《会计研究》）。在更宏观的层面，反腐败政策改变了交易环境和政商关系，腐败水平下降后，跨区域并购活动明显增加，并购效率提升，表明制度肃清可以通过改善治理环境促进资源更有效地跨地区流动（Huang 等，2024《JCF》）。
在管理层与机构投资者激励方面，创业企业的“薪酬倒挂”和耐心资本的治理作用尤为引人注目。创业板民营企业中出现“关键创始人现金薪酬低于部分其他创始人”的现象，并不是治理失序，而是在股权结构既定的前提下，对其他创始成员专有性资产投入的合约补偿安排，这种“倒挂”随着企业发展逐步收敛，并且与更好的企业绩效相伴（田涵艺等，2023《会计研究》）。保险机构投资者因负债久期长、风险偏好稳健，在持股中扮演“耐心资本”的角色，能够抑制被投公司过度并购与过度投资，提升投资效率并改善市场表现（玄宇豪等，2023《会计研究》）。政府引导基金则通过提供长期股权资金、陪伴式治理服务，在经济下行环境中逆周期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中小企业发展，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韩洁等，2026《财贸经济》；张倩倩等，2025《南开管理评论》）。
中小股东和分析师在信息生态中的角色也在变化。借助投资者互动平台的公开问答，研究发现，在股市传闻和舆论冲击下，中小投资者的提问议题在短时间内高度集中，有助于倒逼企业回应关键问题、提高披露质量，并压缩异常收益空间，提高定价效率（张倩倩等，2023《中国工业经济》）。通过舆论监督和提问聚焦，中小股东的积极主义还能改善分析师获取信息的渠道和质量，显著降低分析师盈余预测偏差和分歧，提示“分散的散户信息”在数字化工具支持下正在转化为一种治理力量（马永强、陈伟忠，2025《南开管理评论》）。
供应链伙伴与审计师构成了外部治理的重要补充。在战略联盟中，企业通过纵向合作或研发联盟共享信息、互补资源，但这也可能降低对外披露细节的动机，从而提高股价同步性，削弱市场识别企业特质风险的能力（涂国前、石琦，2024《会计研究》）。政治联系原本被视为企业争取资源的工具，但在商业信用领域，对民营企业而言，政治联系反而可能引发“信用歧视”，供应商出于对政策不确定和政治风险的担忧，在赊销条件和额度上更为谨慎（蔡竞等，2024《会计研究》）。在审计市场上，并购审计师与年报审计师之间的网络位置匹配度，会影响年报审计费用与质量：网络中心度越接近，企业获得审计费用折扣的空间越大，但盈余管理受到更严格的约束，显示审计网络结构也是治理资源（蔡春等，2024《会计研究》）。个体审计师参与社会公益行为与其后续审计质量显著正相关，说明职业伦理和社会责任在微观层面已内化为审计行为的一部分（Pittman 等，2024《JBE》）；而审计客户更换事务所的高切换成本，尤其是向 Big4 转换时的成本，进一步影响审计市场竞争格局和定价权（Guo等，2024《TAR》）。
表明，中国公司治理不再是单一主体的博弈，而是控股股东、管理层、耐心资本、中小股东、供应链伙伴与审计师共同参与的多主体合约系统。会计与审计既提供可量化的业绩与风险信息，也通过规则与职业伦理参与激励设计，推动治理从短期市值管理转向长期价值创造。
四、外部冲击、宏观环境与治理应对
在“韧性”维度，关注的是在不确定性成为常态的环境下，治理体系如何吸收冲击、调整结构并保持发展能力。贸易摩擦、政策不确定、气候冲击、劳动力政策与金融开放共同构成了企业外部环境的关键压力源，而会计信息与治理安排帮助我们理解和提升这种韧性。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典型的外部冲击。以美国“301 调查”为代表的贸易摩擦事件，使出口导向型企业面临订单波动和预期恶化。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后，企业通过降低成本粘性，尤其是更快地调整人力成本，以对冲收入不确定性，这种策略在短期有助于缓解经营压力，但长期可能损害人力资本积累与创新能力（罗宏等，2023《会计研究》）。在气候政策领域，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提升会显著推高气候敏感企业的债券信用利差，尤其是在长期债券和政策收紧期，说明“双碳”转型中的政策不确定性已被资本市场视为独立风险进行定价（翟鹏翔、雷雷，2024《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相应地，企业通过前瞻性环境披露、内部碳计量与绿色投资规划，有望缓冲政策不确定性对融资成本的负面影响。
“韧性”还体现为制度自上而下的压力传导。地方干部环境责任审计将环境绩效纳入政府考核体系后，试点城市财政环保支出显著增加，污染水平明显下降，辖区企业同步提升环保投资与绿色专利输出，表明公共部门的治理激励通过环境责任审计传递至企业层面，为区域生态治理与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制度支撑（Hu 等，2025《AH》）。在所有权结构维度，环保法修订后，国有企业在绿色投资上的响应显著强于民营企业，尤其在社会责任压力和地方联系更强的场景中，“国企责任”成为提升环境韧性的重要载体（Chemmanur 等，2025《JBE》）。
在劳动力市场与金融开放领域，韧性则更多表现为人力资本和外部监督的结构升级。省级失业保险费率下调缓解了企业对失业保险缴费负担的顾虑，同时增强了员工的就业安全感，结果显示，企业在稳岗背景下对普通员工的裁员行为更为谨慎，员工创新意愿与创新产出显著提升，企业整体创新韧性增强（毛谢恩等，2024《会计研究》）。股市对外开放引入了更多专业机构和境外投资者，强化了媒体与分析师的外部监督，显著抑制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Gao 等，2023《CAR》）；与此同时，在沪港通等开放机制下，企业出于对竞争情报泄露的担忧，在研发披露上趋向更审慎和分散，通过非公开渠道加强与机构投资者的沟通，反映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信息透明”与“商业保密”之间的再平衡（Jin 等，2025《JIMF》）。
从融资结构来看，影子银行与审计服务需求揭示了韧性的金融支撑。中国影子银行体系中的委托贷款等工具，在审慎监管前提下，为被传统银行信贷忽视但具有高创新潜力的企业提供了融资渠道，显著提升了这些企业的创新产出，说明在某些情境下，影子银行可以作为纠正信贷错配的“第二最佳”机制（Tian 等，2024《MS》）。注册投资管理行业对 Big4 审计机构的高度偏好，则反映了在高度不确定环境下，市场对审计“保险功能”的依赖：大型事务所既提供较高质量审计，又在潜在舞弊与纠纷中充当可赔付的责任主体，从而增强了投资者信心与市场整体韧性（Ghosh、Liu，2024《JBFA》）。
总体来看，“韧性”维度的研究表明，公司治理现代化不仅是结构与制度的优化，更是在动态、不确定环境下形成一套“能吸收冲击、能适应调整、能持续创新”的信息与激励系统：会计信息和治理安排帮助企业和制度识别冲击来源、调整资源配置，并在此过程中尽量保持创新能力和长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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